抗日战争期间，邓国军在军委三局工作，担任通讯分队长和报务主任。在人员少、设备缺的困难条件下，他积极克服各种困难，努力钻研业务技能，调动所属人员的工作热情，出色地完成了保障党中央、中央军委作战、谈判等通讯联络工作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跟随毛主席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赴重庆，担任电台报务工作，负责重庆谈判期间的无线电通讯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保证了代表团与延安的联络畅通。随着谈判形势日益严峻，党中央决定，将一些还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分散各地从事地下工作。邓国军从重庆转道上海，化名“杜松一”，设立秘密电台，架起了情报传送的空中桥梁。在隐蔽战线的危险环境中，机智勇敢，多次化险为夷，将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党中央，保证了电台与通讯的安全，保证了党的眼睛不失明，党的耳朵不失聪，被誉为“红色电波”的守护者。

新中国成立，百废待兴。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一个综合性电子技术研究所（第十研究所）的创始人和奠基者，他再次扛起创业的旗帜。

人不够，科研工作的起点仅仅是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十局技术处50多人；厂房不够，几个简陋的实验室就是所有的场地，更不要说设备和技术基础了。

对于邓国军而言，筹建的工作都得从零开始。

邓国军一方面带领大家做规划、搞科研，一方面还要到成都勘察选址、安排基础建设，两头奔波，十分辛劳。1957年，在成都的第一批建筑（包括两幢研究楼、一幢行政办公楼、一个试制厂房、两幢单身宿舍楼、三幢家属宿舍楼、一个食堂）基本完工，初步具备了科研和生活条件，全体人员顺利由北京迁至成都。

来到成都后，为迅速夯实所里的科研基础、尽快形成能力，邓国军除带领有关人员一起抓科研所需仪器设备的配置外，还千方百计、采取多种途径大力引进一批高素质的科研人员，先后从老厂调来一批技术骨干，从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接收了一批毕业生，招收了一批新工人，并积极选派技术骨干出国深造、派工人到外厂学习，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平，源源不断地充实科研队伍。到1960年底，全所人员达到1469人，其中技术人员376名，工人856名，各种机床设备177台，仪器841台。

（所领导与1963年荣获好助手团支部的一室团支部全体同志合影。前排从左至右第七位为邓国军所长）

可以说，邓国军用5年的时间，就完成了十所的建设——从无到有，从弱到强，研制力量突飞猛进。有了人、设备和厂房，但还没有技术基础和实践经验。在苏联专家和上级机关的指导下，十所明确为通信设备研究所，主要研究、发展、设计与制造新型国防用通信设备及相应的民用通信设备。邓国军带领技术人员从单一仿制苏联电台开始，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，迅速走向自行研制，改变了我国军用电台依赖进口的局面，并从此一发不可收，逐步实现从单机研制到系统工程的研制，从研制比较经典的（人工操作的）通信装备到研制比较现代化通信装备的转变，奠定了十所在航空通信电子领域的技术基础和专业方向。

(1964年欢送邓国军所长到十院工作留影)

1955年到2021年，如今的十所研究领域不断拓展，专业方向和产品更趋多元，技术实力和研发环境也不可同日而语。而这所有的发展与收获，无不凝聚着以邓国军为代表的老一辈建设者的心血、智慧和汗水。

在很多老同志的心里，邓国军是他们一生做工作和生活的楷模。1959年至1961年，是十所建设初期，也是物资供应紧张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由于忍饥挨饿，在当时所里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。邓国军看到所里的情况，忧心如焚。怎么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，成为了他心头的一件大事。为了尽量让大家填饱肚子，邓国军积极采取各种措施，让后勤学习培养小球藻、做糠饼，只要有时间，他都亲自到食堂帮忙，鼓励食堂工作人员在有限的条件下，尽量为职工改善伙食，帮助大家渡过难关。

（建所初期的老同志，历届所领导在座谈十所的发展）

不仅如此，邓国军只要出差回来，总是第一时间前往车间、研究室了解情况，帮助职工解决实际困难。他一生生活节俭，居家简朴，家里的床铺、桌椅、书柜多是多年前配置的老式家具，但他从未要求更换。

（邓国军与夫人林影）

2011年4月17日，邓国军在北京逝世。经历过战火硝烟，投身于国防建设，邓国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，战斗的一生，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，韶华易逝，信仰长存，他的奋斗历程、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，是永远值得我们珍惜珍视的宝贵财富。